“买普通仪器要等两个月审批，买1500万美元的顶尖设备，校长10分钟就拍板了。”

据《自然》网站报道，这是德国顶尖科学家沃尔夫冈·鲍迈斯特（Wolfgang Baumeister）在上海做科研的魔幻日常。

这位因“强制退休”制度而出走德国的邵逸夫奖得主，为何最终选择了中国，而不是开出同样优厚条件的美国？他在中国的实验室里，又经历了怎样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文化冲击？

他的亲身经历，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外部视角，去审视中国科研环境的真实面貌。

德国的“天花板”与东方的邀请

鲍迈斯特教授是“低温电子断层扫描技术”的先驱。这项技术就像给细胞内部拍3D电影，能让科学家们清晰地看到那些构成生命的、极其微小的分子机器是如何工作的。正因为这项开创性的工作，他荣获了2025年度“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”。?他的研究，直指人类健康的重大挑战：2型糖尿病的分子机制。

就是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，为何要在他事业的后期选择远赴重洋呢？

答案源于在德国存在的一道无形的“年龄之墙”——强制退休制度。?尽管现年78岁的鲍迈斯特教授在德国的合同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并得到了延长，但他渴望将一项新万博体育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研究继续下去。

就在这时，他在中国科学界的同行们发出了真诚而直接的邀请：“既然在德国有限制，为什么不来中国继续您的研究呢？”

这个邀请，正撞在了鲍迈斯特教授的心坎上。与此同时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。但美国的邀请附带了一个他难以接受的条件：必须永久性地移居美国。对于一位仍然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家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
而中国的邀请则显得格外灵活。上海科技大学告诉他：“您可以来去自由。”正是这种“来去自由”的承诺，打动了他。?最终，他选择了上海，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的一员。仅在一年内，他就往返于中德之间六次，每次停留两周左右。这种“候鸟式”的研究生活，让他既能扎根中国这片新兴的科研热土，又能保持与全球学术网络的紧密联系。

在上海的实验室：行政的繁琐与决策的高效

初到上海，一切并非全然熟悉。鲍迈斯特教授首先感受到的，是中西学术环境的文化差异。

在德国，他作为管理主任，习惯于一个“科学家主导”的体系，行政人员的角色是服务与支持，确保研究团队能心无旁骛地投身科研。他习惯了在购买科研仪器时，自己作为领域专家就能做出快速决策。

然而在中国，他发现大学的行政委员会有着更大的权力。当他需要购置一台普通的实验设备时，常被告知需要由一个通常由非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决策，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并非该领域的专家。他甚至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：资金已经到位，却被告知委员会要两个月后才开会讨论。“这常常是在浪费时间，”他坦言。对于一个争分夺秒的科学家来说，这种官僚流程无疑是一种煎熬。

但故事在这里发生了有趣的转折。当他需要购置一台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的顶级电子显微镜时，他原本以为会面临更繁琐的审批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只和上海科技大学的校长进行了短短十分钟的会谈，校长便当场批准了这项采购。

这件事让他对中国的科研决策体系有了全新的认识。“那些非常重大的事项，往往由领导层迅速拍板决定。这相当不错。”?他总结道。这种在“小事”上的繁琐与在“大事”上的高效，构成了他在中国工作的独特体验。他意识到，在这里，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投入，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和魄力得以实现。

无形的“墙”：当科学遇上地缘政治

在中国工作，鲍迈斯特教授也以一个国际学者的视角，清晰地观察到了全球政治格局给科学界投下的阴影。他切身感受到了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所带来的“寒流”。

这股“寒流”首先体现在资金和人员流动上。他提到，如果你接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的科研资金，那么想同时在中国和美国运营实验室就变得不再容易。

更直接的困扰是人员交流的阻碍。许多美国科学家在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或合作研究时，遇到了重重障碍。一些美国公司甚至禁止员工前往中国，“而且，即便获准，他们通常也不被允许携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手机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他的中国学生和同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申请赴美签证变得越来越困难。“即使他们拿到了签证，仍有可能在入境美国时在边境被拒绝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：去年12月，在美国夏威夷将举办一个新万博体育：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的顶级学术会议。然而，目前中国的研究人员很难获得前往参会的签证。

面对这种局面，鲍迈斯特教授流露出深深的惋叹：“地缘政治局势意味着，不幸的是，科学不再是无国界的了。这是令人遗憾的……科学本应是无国界的，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。”

结语：一位科学家的现实选择

鲍迈斯特教授的故事，并非一个“西方科学家投奔东方”的简单叙事。它是一个新万博体育：个人选择、学术自由与时代局限的复杂寓言。

他离开德国，是因为那里存在他无法逾越的制度“天花板”。他选择中国，不仅因为这里提供了优厚的条件，更因为这里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——继续追寻科学梦想的自由和尊重。他拒绝美国，则是因为他不愿用失去个人流动性和全球视野的代价，来换取研究的延续。

与此同时，他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科研体系的独特优势：在战略层面的决断力和资源投入的巨大魄力，也坦诚地指出了其在日常行政效率上的不足。

而他所经历的跨国流动的困境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当前由政治所筑起的“高墙”正在如何影响着全球的科学交流。

他的旅程证明，在这个理想的科学环境日益受到挑战的时代，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。他们像“候鸟”一样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，寻找那片能让自己的智慧最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沃土。而中国，正以其日益增长的吸引力，成为这片沃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择。（刘春）